2018年6月29日，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学术论坛在北京金龙潭大饭店举行。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农业大学、印度海德拉巴大学、英国华威大学、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中山大学、澳门大学、上海大学、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约50多位国内外学者和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刘文明教授主持了开幕式，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王德胜教授、历史学院院长刘屹教授致词。

　　此次论坛分为四场主题发言和场后讨论，全场以英语作为会议语言。第一场，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教授首先作了题目为《人类进化中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发言，他指出，在刚过去的30年，“人类进化”研究正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之间建立起关联，因为这类研究将人类个体的生物学变化与更大范畴内的人类群体的社会变迁相结合。而全球史的研究领域因其在所涉及的时间、空间、聚合范围、学科、主题的宽宏，为人类进化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包含更多样化的因素和范畴，全球史研究也许会使人类进化的一体化理论的提出成为可能。接着，上海大学郭长刚教授作了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的崭新阶段》的发言，他提出了全球化进程的三个阶段，认为无论是一战前、二战以来、还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界的第一个十年，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三个阶段都存在二元对立的单线发展逻辑。而如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意味着全球化进入了肯定人类文明包容性及多样性的阶段。

　　首都师范大学刘文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全球化的新路径：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到中国的“一带一路”》。他指出，近年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经济全球化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需要一种新的变化。而起源于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化的结构性不平等，是理解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存在问题的关键。马克斯、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认为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世界历史”阶段，而这一阶段是由暴力所驱动，世界市场使西方国家与殖民地紧密相连，世界其他地区被纳入了西方力量主导的世界殖民体系，从而造成了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政治中的结构性不平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意味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将这种不公体系描述为现代世界的中心—边缘—半边缘体系，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不平等的发展》中指出，世界劳动分工剥夺了边缘区域自我发展的主动性。对于这个不平等体系，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前言中说道，21世界中期的世界体系应让位于新的体系，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所倡议的“一带一路”开启了一种新型全球化，希望建立起一种包容、平等、共享的经济全球化。

　　来自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里奥·卢卡森（Leo Lucassen）教授作了《全球化移民：跨文化迁移率模型》的发言。他探讨了弱化以国家为中心的移民定义的必要性，认为这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跨文化迁移与长期的社会发展或变化之间的关系。他所提倡的这种方法，并非对政治因素视而不见，而是将国家政策和公民权利置于更宽广的社会情境中考虑。卢卡森教授进一步分享了自己应用此方法论的实证研究，包括：（1）接受外来移民的社会影响，比较研究16世纪与如今的欧亚大陆；（2）往往被忽视的输出移民与接收移民地区的个体移居者与非移居者；（3）研究发现，长远看来，融合与同化会削减通过跨文化经验促进社会发展的机率，甚至会减缓社会发展或者说导致某种“文化退化”。由于全球移民文化的日益融合，文化界限变得更加微弱甚至完全消失，从逻辑上而言，这正是这一模型所指示的意涵，如今的发展则更进了一步。

　　第二场发言主题涉及对全球史研究的思考。来自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农业大学的亚历山大·福特斯（Alexandre Fortes）作了《巴西的全球史：进展和挑战》的发言。福特斯教授提及，在巴西历史学界，虽然受到欧洲学界的影响，但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国家视角的研究。然而，最近二十年，随着新一代全球史学者在巴西史学界的曝光率不断增加，主流的历史研究标准已经面临挑战。目前，最为显著的受到全球史影响的是三个不同的历史研究领域：劳工史，奴隶制度史和国际关系史。他指出，一方面，全球史为巴西历史学界带来方法论和视野创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对巴西历史学界在进一步研究实践中需要的合作提出挑战。然后，来自法国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的赵冰老师的发言题目是《中法国际实验室项目“行走天下的珐琅器：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与法国之间的物质和技术平衡交流史”》。她指出这一项目主要致力于探索全球贸易现象背后的技术传播，这一题目聚焦的是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彩绘珐琅器及其工艺在中法之间的流通。而珐琅器正是地中海和欧洲技术及实践最早向东传播的代表性器物。并且珐琅器涵盖的器物类型广泛，包括日常用具、灯具、家具、宗教用具、科学和光学工具、以及各类奢侈品。因而，这一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技术史的新互联和多级化发展的国际研究转向。

　　首都师范大学夏继果教授作了《全球史视角的民族国家史是否可能》的发言。他指出，传统的民族国家史研究往往采用的是民族主义方法论的视角，将民族国家间的界限视为理所当然，并将其作为界定分析单位的标准，关注的是这些研究单位表面上的关联。他认为，我们可以以全球史的视角从事民族国家史的研究，因为一些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由民族国家内外的因素共同塑造的，比如，国家与社会、中心和地方、核心区域和边缘社会等等。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张旭鹏研究员同样谈到民族国家史问题，他的题目是《中国全球史书写中的民族叙事》。他认为，如今的全球史学家正试图摆脱旧的民族史叙事框架，然而，一方面，世界性关联的不断增长，使民族国家史日益融合进强调互动与牵缠的叙事体系；另一方面，地方性经验在全球史叙事中的重要性，使之非但不会消失，而是成为强调全球历史多样性的先决条件。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拥有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将会通过重新安排叙事，实施研究等策略，将会在以不同于西方的方式重建全球的过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因而，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全球叙事并没有抑制民族叙事，反而是能够让后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将地方经验置于全球叙事中，使民族叙事更加开放和包容。

　　第三场发言的主题是海洋史和环境史，首先发言的是来自印度海德拉巴大学的里拉·穆克吉（Rila Mukherjee）教授，她的题目是《作为全球史的印度洋史：变迁轮廓和方法论前提》。她指出目前的印度洋研究日益碎片化并迷失了研究方向，一方面，印度洋研究遇到了僵局，另一方面，挑战传统历史学家技艺的新思路的注入也带来了另一种生机。穆克吉教授首先梳理了几种导致僵局的研究路径，其次，分析了最近几种影响印度洋研究的新方法；最后概述了目前应用新方法的实验性研究。第二位发言者是来自澳门大学的杨斌，他的题目是《贝币世界：勾勒和反思》。他指出，早在欧洲殖民体系在欧亚非大陆确立主导地位之前，贝币已在欧亚非大陆广泛流通和使用，它象征着欧洲崛起之前的不同模式却又密切联系的混合经济区域。因而追溯研究贝币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世界经济史，种族和文化的动态发展以及全球互动问题。

　　接着，来自中国社科院大学的王华作了题为《“太平洋世界”：从全球视角研究太平洋史的新路径》的发言。他的发言主要有以下三部分内容：首先，他指出“太平洋世界”是区别于以往太平洋研究的全球史视角的新路径。它关注的是太平洋本身的历史，而非太平洋中的历史，承认太平洋本身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将之视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单位；“太平洋世界”研究所涉及的区域也超越了以往研究的区域；并且研究尤其关注人员流动、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因而研究的开展有赖于多领域研究人员的合作。其次，这一新路径的提出，是受到大西洋研究的影响；最后，他向大家呈现了2000年以来“太平洋世界”研究所涌现的优秀研究成果。然后是来自中山大学费晟的发言，他的题目是《海洋生物贸易与大洋洲和中国的早期生态联系（1788-1830）》。他指出，在18世纪晚期，中国与殖民初期的澳大利亚存在着海洋生物贸易，清晰地显示着早在中国人大规模移民澳洲之前，中国人就在南太平洋海域留下了生态经济学的足迹。在库克船长之后，中澳之间的海洋动物贸易将亚太海域塑造为一体化的生态区。然后，来自英国华威大学的罗伯特·弗莱彻（Robert Fletcher）他作了题为《旱地逐梦：沙漠和20世纪早期的憧憬》的发言。他指出，20世纪上半叶，环绕欧亚大陆干旱区域的国家，从西部的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沙漠到东部的蒙古利亚草原和满洲地区，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如何进入严酷的环境，发展自然资源，征服游牧民族，并且控制干旱的环境。有些学者认为，他们的介入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还有学者认为，他们的行为实则加剧了敌意和冲突。但这些讨论既不是以比较也不是以关联的视角的研究，而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干旱区域对周边国家历史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在全球情境下再次思考民族国家历史的路径。

　　第四场首先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孙岳教授作了《大历史之“爱”？》的发言。他指出，在大历史的情境中，“爱”并不被经常提及，而是以“美德、意志”等词汇替代。并且在基督教文化的语境以及儒家文化的语境中，类似的意义也层出不穷。即便是不同文化，它们似乎都有表达爱的各自的实现方式。这是与大历史情境相关的一个有趣的话题。接着首都师范大学陈晓华教授谈了《全球史对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他结合全球史研究的特征，阐述了全球史研究之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几点积极意义。接着首都师范大学的孔源的发言是《佩特林来华史事与佩特林报告在西欧的影响》。他指出，1618年万历年间来华的伊凡·佩特林（Ivan Petlin）不仅是第一位来华的俄罗斯公使，也是元朝灭亡后第一位穿越蒙古高原来华的欧洲旅行者。佩特林报告的内容与中国史料中关于万历时期的北京和朝贡体系的细节不谋而合，并且该报告不仅是17世纪中俄关系最早的记载，也是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欧对内亚和中国北部地区最早的知识探索。另一方面，在17世纪以来的欧洲国家，报告的不同译文的出现，也反映了欧洲对东方人的想象和建构。报告的翻译和影响也显示了17世纪欧洲地理知识的整合与传播。来自邵阳学院的曾金花作了《全球史中的话语理解》的发言。他指出，不同文明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彼此话语理解的差异，更是向全球史研究者提出挑战。因而就此问题她向全球史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最后，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陈强作了《分流与合流：现代足球的起源与传播》的发言。他认为，现代足球作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代表性运动，它的传播进程呈现出一种分流、合流结构。一方面，英式足球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往往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分流强化的同时，合流的趋势也出现了，国际性的组织和赛事便是其表现。总之，现代足球属于不同的国家，同时在国际层面，它也是商业化和专业化的。

　　最后，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文明教授做了总结发言，肯定了这次论坛取得的丰硕成果和成功举行。

　　（供稿：续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