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到14世纪是泉州港与印度洋各地贸易的繁盛时期。这一时期，印度洋各地的商人穿梭于泉州港与印度洋各地，将各地的贸易物资带到印度洋不同地区。而伴随着泉州港日益繁荣的贸易，大量来自印度洋各地的商人迁徙并定居到泉州，泉州逐渐成为一个多样性的贸易移民城市。通过这次对泉州的实地考察，泉州城丰厚的历史遗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报告拟从11世纪到14世纪泉州与印度洋的贸易出发，展现这一时期泉州港贸易移民城市的形成。

一、11世纪到14世纪泉州与印度洋的贸易

广阔的印度洋以科摩林角（印度次大陆最南端）为界可以两个地区，即以东的东印度洋地区和以西的西印度洋地区。东印度洋地区从印度东部沿海、孟加拉湾到东南亚地区、再通过马六甲和孙剌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进而囊括中国东南沿海大部分港口；西印度洋地区从印度西海岸到波斯湾、红海地区和东非沿岸，并通过波斯湾和红海地区与地中海相联系。遍布在印度洋的众多港口将这个广袤的贸易地区联系起来，而港口的分布受两个重要地理因素的影响：一是印度洋贸易体系囊括的不同经济区域（中国、东南亚、南亚次大陆、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第二是推动印度洋贸易的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由于东北季风只能够将来自中国或东南亚的船只推进到印度，然后再等待西南季风的开始，完成到达海湾或者红海地区的最后一段行程，所以向西航行的行程被分成两个季风期。这就要求横穿印度洋的船只必须在一个安全的港湾等待风向改变再做航行，所以航行区域的连接地带成为连接印度洋贸易的枢纽，这些地带也成为港口的理想位置。综合这两个地理因素，印度洋的港口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位于生产区域沿海地带，主要承担着地区物资贸易的港口。另一种是连接不同航行区域，同时也掌握着本地区物资贸易的枢纽港口。

这些枢纽港口与位于印度洋主要经济区域沿海地带的港口之间的贸易联系构成了印度洋贸易体系。从11世纪到14世纪，泉州港的主要功能就是联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贸易。此时泉州与印度洋的贸易主要有长途贸易和局部贸易两种形式。长途贸易是指从泉州港到波斯湾和红海地区、跨越印度洋东西两端的贸易，起初主要由穆斯林商人进行，在11和12世纪期间主要由泉州商人进行。泉州与印度洋的局部贸易主要集中于在东印度洋地区，货物再以转口贸易的方式到达西印度洋地区的波斯湾、红海和东非地区等。

图1：印度洋主要经济生产区域、季风体系和主要港口（包括泉州港）

（一）、长途贸易

从波斯湾到中国的航行始于9世纪上半叶，主要从西拉夫港口启航。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提到：从西拉夫启航的船只首先要在马斯喀特或者苏哈尔港口停靠，通过两条路线航行到印度：一是航行到Daybul港口（印度西北部），在那里装载信德地区的物资；二是已经满载货物的船只直接运到马拉巴海岸，在奎隆登陆。之后，这些到达印度的船只沿着锡兰南部，避开孟加拉风暴地带到达马六甲海峡。再进入到南中国海，通过中南半岛沿海进入到河内地区，最终到达广州和泉州港。而波斯湾出发的船只从印度到达中国的另外一条路线是在到达马六甲海峡之后，航行到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再经过爪哇岛、苏拉威西岛、香料群岛，到达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再转向到达河内地区，或者往北到达广州，再继续航行到泉州港。

从泉州出发的船只直航到阿拉伯、东非地区进行长途贸易在11世纪和12世纪才逐渐形成。在宋代以前, 因为中国的船只无法直接航行到波斯湾和红海地区，中国商人和官方使节前往阿拉伯地区，必须在印度西海岸的奎隆等地换乘当地的小舟前往。宋代，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隔舱防水技术和指南针在航海中的使用、海洋地理以及水文等方面知识的不断进步，中国船只远洋航行能力迅速提高，泉州的造船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泉州商人为了“兴贩牟利”而大造海船。从泉州出发的船只到达阿拉伯地区通常有两条路线：第一条就是沿着阿拉伯人到达中国的路线，从泉州出发的船只到达东南亚地区时，沿着与印度洋内陆地区紧密联系的“北部路线”，即绕过印度西海岸而到达波斯湾或者红海地区。另外一条是通过在印度洋两端进行直接航行的“南部路线”到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地区。这条路线不同于9世纪阿拉伯人使用的“北部路线”，是一条通过马尔代夫几乎水平跨越印度洋的路线，最早由印度尼西亚人所使用的从中国到东非的“瓦克瓦克人（waq waq）”贸易路线演变而来。通过沿用之前阿拉伯人所使用的北部航线和南部航线，泉州商人突破三佛齐海域，直航到波斯湾、红海和东非地区进行长途贸易，将各种贸易物资带到这些地区。

这一时期由地处印度洋贸易体系两端的阿拉伯商人人和泉州商人所进行长途贸易虽然得以实现，但是这种单一行程的贸易代价很大，长途贸易的消费和生产市场不仅被遥远的距离所分割，所以这种贸易方式很容易转变为局部贸易（穆斯林商人在11世纪之后主要转向进行局部贸易）。

图2：11到14世纪往来泉州的主要长途贸易路线

（二）、局部贸易

从11世纪到14世纪，传统的局部贸易网络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早在710年阿拉伯人就征服了印度西海岸的信得地区，将其变为伊斯兰帝国的一个省份；同时很多穆斯林贸易群体也在印度西海岸和南到斯里兰卡地区的港口城市中建立。在东非，南部阿拉伯的人至少从10世纪就迁徙到此地；在13世纪到15世纪，阿拉伯人在这里定居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13世纪之后东非已经完全纳入到了伊斯兰教范围中。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更加密集的伊斯兰教贸易网络在这一时期已经在西印度洋地区形成，而这一时期泉州与印度洋地区的局部贸易主要集中于东印度洋地区，贸易商品再经过穆斯林商人转口到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沿岸的港口地区。

连接中国东南沿海和印度西海岸的东印度洋地区贸易网络有着悠久的历史，大量的印度和东南亚商人很早就活跃在这个地区。东印度洋地区主要有两个传统的贸易单元：一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单元；另外就是从东南亚地区到印度西海岸地区的贸易单元。

在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连接泉州港与东南亚主要有两条主要的航线:一是从爪哇地区出发的传统路线，即通过中南半岛沿海进入到河内地区，最终到达泉州港。二是泉州经澎台而直驶菲律宾的东洋航路。汉唐以来，随着东南沿海人们对台湾、琉球、菲律宾等岛屿地带的不断探索，到了元代，这条线路一直延伸到摩鹿加群岛的香料群岛和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其他岛屿。 从东南亚到印度西海岸地区，主要有两条贸易路线：一是从古吉拉特的坎贝湾以及奎隆和卡利库特港口出发绕过锡兰南部地区，横穿孟加拉湾到达三佛齐地区；另外一条是绕过锡兰南部地区之后，沿着印度东岸科罗曼德沿海到达孟加拉地区的吉大港，再沿着孟加拉下游沿海、缅甸到达马来亚西部沿海，再进入三佛齐。这些印度沿岸的商人装载着当地的贸易物资或者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物资到达东南亚地区之后，再换取当地的物资以及东南亚商人带来的产自中国的物资，或者经过东南亚的三佛齐进入到泉州港进行贸易。

从11至12世纪才开始，泉州港大量的船只也进入到了印度西海岸地区进行贸易。阿拉伯游历家伊本·巴图塔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库特时，发现了13艘中国商船停靠在此。每艘商船都携带一千余名船员、水手，有着庞大的龙骨和壳板，使用水密舱壁的技术，并且他认为这种大船只在广州和泉州港建造……大量的中国商人皆预购来回票，船舱已没有空位。这就显示这一时期从泉州出发的船商不仅在东南亚地区进行的贸易中，而且深入到了印度西部沿岸地区，活跃于整个东印度洋地区。

图3：东印度洋地区贸易网络

（3）穆斯林商人的转口贸易

   此时，穆斯林商人主要在西印度洋地区进行贸易的网络包括印度西海岸、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区。这些前往印度的船只经常以大枣和石盐作为压舱物，满载着黄金、白银、水银、朱砂、铜、玫瑰水、玻璃珠、武器、茜草、提子、鸦片和马匹等到达古吉拉特和卡利库特等地。而回程的商人除了携带印度西海岸的棉纺织品的经济产品、东南亚的大米、食物、丁香、肉豆蔻、豆蔻香料、稀有木材以外，还有大量的中国瓷器、陶器、丝绸以及棉花衣物等，其中就包括印度、东南亚和泉州商人贾贩到此的大量物资。在与东非的贸易中，主要由亚丁、西拉夫与东非的基尔瓦、摩加迪沙等港口进行。来自波斯湾和红海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又将获得的东印度洋地区（包括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等地）的物资贾贩到东非地区，再获得东非地区的黄金、象牙以及奴隶等。

图4:西印度洋贸易网络

同样，阿拉伯商人主要将到达波斯湾和红海地区的东印度洋各地的物资再次转口到地中海地区。在11世纪之前，波斯湾是连接地中海的主要通道。在10世纪，随着阿巴斯王朝衰落，通过波斯湾将印度洋和地中海联系的古老通道被削弱，而在11世纪之后，继西拉夫之后兴起的卡伊斯和霍尔木兹港口的功能主要是将印度洋物资通过陆上运输到波斯湾内陆地区。随着在11世纪贸易路线的转移，红海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连接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汇聚在亚丁港口的船只在经过古开罗和福斯塔特之后，最终到达亚历山大港口。

图5：连接印度洋与地中海主要贸易路线

二，泉州港的贸易移民

  这一时期，印度洋各地的商人通过长途和局部两种不同的贸易形式，穿梭于泉州与印度洋各地，将各地的贸易物资带到印度洋不同的地区。宋元时期奉行开放的贸易政策，派遣使臣招诱海外商科；并处罚办事不力，影响贸易的官员，保护外商在中国的财产和遗产安全，奖赏“招诱舶货有成效的外国商科”。这时，积极的贸易政策以及泉州港良好的贸易环境，让印度洋各地大量的商人迁徙并定居到泉州进行贸易，尤其是掌控着西印度洋地区贸易的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商人在11世纪之后主要在西印度洋地区进行局部贸易，而在东印度洋地区的贸易主要转向由迁徙的阿拉伯商人或者当地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商人所进行，所以这一时期在迁徙到泉州的商人中以穆斯林商人为最。大量的穆斯林商人进入到泉州，在泉州城南和东南一带形成了阿拉伯穆斯林的侨民区，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学校（蕃学）、公墓区，以至泉州民间有’半蒲街”和“回半城”的说法。泉州的蒲氏家族就是代表。蒲氏家族的祖先是阿拉伯人，因为经商到占城居住，后到广州定居，从事香料贸易。蒲开宗时迁居到泉州。蒲开宗的儿子蒲寿庚继承祖业。1277年，元军抵达泉州，蒲寿庚降元。阿拉伯商人施那围在这一时期也迁徙到了泉州，施那围淡泊财富，经常将财富施舍给其他人。在东印度洋地区的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中，大量的商人也迁徙到了泉州。赵汝适在《诸藩志》中记载了雍熙时期（984—988），“有僧罗护那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国人，番商以其胡僧，競持金缯珠宝以施，僧一不有，买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今宝林院是也。元末初期，有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也侨居泉州，他就是印度的马八儿王子孛哈里。这些印度商人集团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资助兴建寺庙和各种公益活动。这一时期，三佛齐人来泉州经商并定居泉州的商人也很多，林之奇提到“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在泉州也出现了来自贸易王国的三佛齐的苏门答腊商人的定居群体。

  这些蕃商与泉州本地商人共同经营着泉州的贸易，这个庞大的侨民社会拥有庞大的经济实力和一定的政治势力。泉州城南成了蕃客经商、聚居之地，时人称：“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皆于是乎集。”大量蕃商来到泉州，他们或杂处民间，或相与比居，“外宗分建于维城，异国悉归于互市”。长居蕃客不但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区，而且还设置了自己的管理人员。“大观、政和年间（1107到1108年）天下大治，四夷乡风……泉南请建蕃学”，即培养外国人子弟和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外国商人的居住区形成了蕃坊，蕃坊中由外国人推选出蕃长等自行管理。各门宗教推举“有德行、知佛法”的人，经政府任命为僧官，以管理宗教寺院事物和僧俗之争。这些长期侨居的蕃客还与本地的人通婚，生下混血儿。随着蕃汉通婚现象增多，产生了很多的混血儿，泉州人称之为“半南蕃”。那些客死泉州的蕃客也按他们的风俗安葬，并建立专门的墓葬区，称为“蕃客墓”。很多迁徙到泉州的人还担任了官职，例如南宋中后期，阿拉伯人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任泉州安溪县主薄；1281年蒲寿庚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元代，元廷授蒲寿庚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管一切海舶事物；1281年印度教徒圣班达贝鲁玛在泉州港被元廷任命为“泉州港主”；大德元年（1297年），江浙行省（省治泉州）平章政事伊斯兰教徒赛曲赤·异密·乌马儿，大德二年（1298年），福建行省（省治泉州）平章知事是基督教徒阔里吉思；1313年，泉州驻有“管领江南诸路摩尼教、景教和天主教的宗教大总管失里门主教、1349年泉州的达鲁花赤契玉立系维吾尔人，出身摩尼教世家，资助重修泉州通淮街清净寺。

三、  结     语

  从11世纪到14世纪，泉州港的贸易不断繁荣，印度洋各地的商人纷纷来泉进行贸易，大量的泉州商人也前往印度洋各地进行贸易。由于商业贸易的联系，印度洋各地的商人也迁徙并定居到泉州，尤其是主要经营着西印度洋地区的穆斯林商人。泉州城大量的贸易移民再次佐证了泉州港繁荣的贸易是在印度洋贸易体系中多方的贸易联系、互动以及交往中所形成的，也印证了这一时期印度洋各地贸易、宗教和文化交往的密切程度，旧大陆各地一体化和整体化（全球化）进程以及一体化和整体化（全球化）对泉州所带来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