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摩尼教草庵比邻青阳市区，距离泉州约20公里。考察当天，会天大雨。从泉州出发颠簸一小时余，至草庵。进入山门，走上一段台阶，就是草庵。草庵附近有一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考察草庵的纪念碑，立碑时间为2000年12月18日。草庵面积不大，正面是摩尼光佛的石刻，石刻前有一张供桌，上有花束和点燃的连花灯，房梁上有一块扁，上书“万石表灵”。这几乎就是草庵的全部。草庵一侧有一石亭，名曰“遗爱亭”，里面供奉着一个石像。另一侧有几个比较大的石刻，一书“心”字，一书“忍”字，一书“梧润南无阿弥陀佛”。最醒目的石刻刻有十八个字，“劝念  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尊，摩尼光佛”。

本文将结合实地考察的结果和相关的资料来谈一点关于跨文化宗教交流的想法。

   单就草庵所供奉的神祗来看，似乎摩尼教并没有掺杂太多的民间宗教的要素。明代中叶以来发展起来的民间宗教带有很强“三教合一”的色彩。其所供奉的神祗也多为各派的大杂烩，例如道教的太上老君、吕洞宾，佛教的弥陀佛、观音菩萨，民间宗教中的无生老母，民间信仰中的济公等，连孔子也被神化成了“儒童佛”或“儒童菩萨”供人参拜。但我们在草庵中完全没有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痕迹。这并非意味着摩尼教在中国生根后，没有吸收中国的神祗。根据《晋江草庵研究》的考察，在草庵附近的苏内村境主宫壁画上就画着五尊神，摩尼佛居中，左侧紧邻摩尼佛的是“秦皎明使”，“秦皎明使”的左侧是“十八真人”；右侧紧邻摩尼佛的是“都天灵相”，“都天灵相”右侧的是“境主公”。“秦皎明使”和“都天灵相”都与摩尼教有关，《晋江草庵研究》中已有所说明。但“十八真人”和“境主公”则无从稽考。在实地考察和翻阅相关材料后，笔者有一个猜测：第一种可能，“十八真人”可能与“十八硕儒”有关。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在宋代和明代，本地出现了十八位取得功名的读书人，称为“十八硕儒”。“十八真人”是否有可能是“十八硕儒”的抽象或神化。第二种可能，在民间结社系统中——包括民间宗教和会党——拆字法被广泛运用。例如，“朱”被拆为“牛八”，“张”被拆为“弓长”。“李”往往会被拆为“十八子”。从“十八真人”的名称上看，“真人”明显是一个道教的称谓，再考虑到老子本姓“李”，那么“十八真人”是否有可能象征了无特指的道教神。但这个推测有一点问题，就是“十八真人”的着装与道教服饰有较大差距。“境主公”则完全无从考证，但单就字面去理解，“境主公”有可能是一位地方神或地方权贵的神化。 

   考察前，许多同学带着一个疑问，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人在信仰摩尼教。一些著作倾向于给出肯定的答案，那这是否属实呢？笔者曾直接询问看管草庵的老者，她只是向我摆了摆手，什么也没说。当时以为是没有人在信了。但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蹊跷。首先的挂在草庵中的匾，上书“万石表灵”，落款是四个人同敬，时间是丙寅冬。丙寅年是哪年？离现在最近的四个丙寅年分别是1806年，1866年，1926年和1986年。这个问题也需要对比来解决。草庵里尚存弘一大師（1880-1942）撰写的楹联。将楹联与匾进行对比，匾要新一些。所以立匾时间应该会晚于弘一大師生活的时代，即有可能是1986年立的。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说明至少在1986年，草庵所代表的摩尼教还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其次，草庵后山还有一块残破的石碑，倒在地上，且字迹不清。当时考察时间有限，无法读取全部内容，但落款很明显，是1993年。这说明草庵在1993年时还在被人关注。回程的路上，导游说，老人向我摆手可能是听不懂我说的话…。 

    考察草庵的活动使我们对摩尼教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发现了一些问题，也思考了一些问题。例如，在进行跨文化的宗教交流时，往往会存在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新来的宗教不进行本土化调整，那么很容易被视为“他者”，难以立足；如果进行本土化调整，那么又有可能失去自身的特性，被本土宗教同化。摩尼教的发展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核心信仰方面，摩尼教展现出了弹性，一方面对神祗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另一方面没有将儒释道、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中的神祗纳入信仰体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部分的核心信仰。非核心信仰方面，摩尼教却进行了多方位的民间化，而且民间化的程度比较高。这给我们一点启示，在中国“柔性”的宗教特征下，系统的不同层面可以按照不同的轨迹发生变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考察草庵的纪念碑

草庵